读道光《铜仁府志》序（读史杂记）

现存道光《铜仁府志》十一卷、补遗一卷，是道光四年知府敬文等修纂的。贵州布政使糜奇瑜所撰序文，于铜仁一带“改土归流”的复杂历史叙述，言赅意深：

铜仁处万山之中，为省治极东北，毗连五寨四十八溪，而松桃一营，昔隶铜仁者，俗为三不管，实绾楚蜀之枢。是则黔于他省为险，而铜仁又黔之尤险也。……永乐十一年始设贵州布政使，领思南、思州、铜仁等八府。暨宣德中，省乌罗入铜仁，土宇版章，居然从邾莒之后。我国家声教远被，奋武揆文，自康熙之四十二年一平红苗，而设同知，驻正大营。雍正九年，再平苗，以正大营同知移驻松桃。乾隆六十年，又平苗而改松桃为直隶厅，迄今相维系……。夫田赋租庸，疆域形势胜，实与治道相权衡。东南膏沃之区，商贾辐辏，山林坟泽园廛，关市之所出，太府藉以充盈。至如铜仁，蕞尔遐陬，地鲜平原，民无积粟，驭之得其道，则民治，而苗亦治；黔之民苗治，而楚亦治。驭之不得其道，则蠢尔煽动，负固跳梁，竭东南数十百州县之财，不足以供军储之费。反是而思，而知不可不求所以治之也。

这篇文字，大意是说，铜仁是贵州最险峻的地方，扼楚蜀的咽喉，从康熙四十二年到乾隆六十年，发生了三次平苗之役。这块地方不像东南地区那么富庶，百姓很穷，民苗杂处。治理之要，首先是治理好汉民，才能治理好苗民。贵州的民苗关系治理好了，湖南的民苗关系也就能治理好。不然的话，民苗关系激化，一旦煽动起来，借着险峻的地形，东南的财富再多，也供给不了平苗的军费。这位“藩黔使者”，对清廷在贵州地区的平苗政策，委婉地提出了批评。文中所谓的“五寨”，就是凤凰厅一带的苗寨。

铜仁府城原先是明景泰二年建的土城，到嘉靖九年始建石城。可见，这一带的改土归流，从明朝就开始了。清初因苗人时袭，地方官遂请调官兵驻防。在副将贺国贤驻守时筑有边墙。与糜奇瑜的观点不同，志书有关苗情是这么叙述的：

苗有五姓：吴、龙、石、麻、白。石、麻近湖广界；吴、龙近四川界；白止铜仁境内。

苗人每数百长驱，烧劫村寨，或数十成群，伏草掳掠，凡掠去男女，必多备财物以赎之。如所赎金少，将被掳者加以非刑，有马枷、木靴之类，苦不堪言。

苗头以富厚者出牛酒，调苗兵出劫，得户口则帛苗头，从中抽分。如苗遇官兵杀死，扛尸回巢，以竹织手接于尸收葬，苗头出银以偿之，名为“倒人头钱”。

有关民苗纠纷，县志这么记载：

铜仁与湖南五寨司毗连，民彝杂处，往往因事忿争，至相仇隙，俗谓“打冤家”，甚者抗官，甘为逆匪。自入版图以来，劳师动众，已屡见矣。我朝恩敷寰宇，威布遐荒。维我铜仁，尤上烦圣虑焉。即地方小有蠢动，既迅与扫除，复严为防备，分兵设戍，棋布星罗。苗民遂其生，士商安其业，猗与盛哉。昔日之岩疆，今日之乐土也。

看来，清兵在这一带经过三次大的平苗战事之后，备加重视“苗防”，驻扎此地的清兵由1700多名增加到了2000名，此外还有一部分苗兵，在要地通途建碉设卡。所以，到道光初年的几十年间，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。在明清两代的官文书中，苗民有生苗、红苗、乌苗、山苗等名称。有条记载说：

[明]成化十一年，总兵李震奏：乌苗人石全州妄称元末明氏子孙，僣称“明王”，纠众于执银等处作乱，邻洞多应之。因调官军往剿，石全州已就擒矣。而诸苗攻劫未已，命镇巡官设策捕抚，以闻。未几平。

“元末明氏”，当指明玉珍。明玉珍所建国号为大夏，所以“明王”则未必以姓氏命名的王号。弥勒佛亦称光明佛，元末红巾军以“明王”相号召，内含弥勒信仰。铜仁境内的梵净山是著名的佛教“弥勒道场”，弥勒崇拜与苗民宗教信仰有何关系，不知是否能在梵净山的考察中找到一点线索。

铜仁一带的改土归流，自明代推行，到清代依然苗乱不断，与相邻的凤凰厅情况略有不同，是糜奇瑜批评的政策问题，还是与当地的根深蒂固的民苗矛盾引起，或者还有其他原因，很值得研究。

因为时间仓促，这些只是我边翻阅边做下的笔记，为出差途中的走马观花准备些考察的素材，并不是成熟结论。同时也希望提醒研究生，哪怕只是去旅游，也要尽可能地事先做点“功课”，在脑子里留下点疑问，以免在实地考察时看走了一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或信息。